专家谈“国民性”:鲁迅彻底批判 胡适更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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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新民说文化沙龙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钱理群、何怀宏、熊培云(柴春霞 摄) 真的存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东西吗?我们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人的国民性

  新民说文化沙龙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钱理群、何怀宏、熊培云(柴春霞 摄)

  真的存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东西吗?我们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积极面在哪里?听起来慷慨激昂的口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合时宜吗、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对“新民”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一个百年来一直在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话题,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重新引发激辩和思索。

  北京订货会期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凤凰网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邀请了钱理群、贺卫方、秦晖、许纪霖、王人博、何怀宏、刘瑜、格非、熊培云等15位学术、思想、文化界人士,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主题展开持续12小时的三场论坛。

  始创于2013年年初的“新民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继“理想国”之后推出的全新文化品牌。截至目前,新民说旗下图书品种虽仅20个,但已在今年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新浪中国好书榜”、“凤凰网读书年度图书”以及“中国书业年度图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榜单上多有斩获。这些书实践着“新民说”“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的理念诉求:不单纯依凭于想象与感性,而是着力于理性的塑造,意在“作新民”;不完全服膺于西方,适度持守“中国立场”;兼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寻求“建设性”之道。

  出版之外,“新民说”还试图以“新民说文化沙龙”这样的平台去实践并建立一种商谈的公共文化。2013年1月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新民说文化沙龙以“新民:一个未尽的使命”为题首度开讲。此后,新民说在全国各地举办了20余场规模不等、主题不一的文化沙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向记者介绍:在这些沙龙上,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包括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就关乎我们民族当下和未来的话题进行了思想沟通,有交流,有碰撞。而今年的年度文化沙龙主题则是试图从历史、思想、文艺的层面呈现和阐释当代中国的某些面向”。

  谈国民性似乎不能不谈鲁迅。但是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来源于哪里呢?王人博和贺卫方都提到了120年前一位美国汉学家和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写的《中国人的气质》。

  “这本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894年它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不久就在日本出了日文版,而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甚至留学之前就关注过这本书。”北大教授贺卫方认为,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国人的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介绍,《中国人的气质》“到现在为止不下十个译本,鲁迅在他的一生的文字里面有四次提到过这本书”,“鲁迅用西方现代的‘人’观看、重读明恩溥,所以又超越了明恩溥。”

  鲁迅问题专家、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透露,鲁迅去世前,仍念念不忘把《中国人的气质》翻译成中文。他的理由是“希望大家看了明恩溥的分析之后,能够自省,然后自己分析和讨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鲁迅终生关注国民性?钱理群认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只有物质丰富,只有科技发达,甚至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有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鲁迅并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钱理群聚焦于三点:“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比如他提到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至今犹劣。”

  不过,在北大教授、伦理学者何怀宏看来,“反抗不能代替建设。我不相信中国老百姓几千年始终处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循环过程中;也不相信中国是一个食人国,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族。我想说的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那么黑暗,而鲁迅的感觉是他始终处在一个黑屋子里。”

  何怀宏提出,有两种国民性。“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这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即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鲁迅的‘立人’,都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国民性。”

  何列举了他心目中关于中国人的“描述性国民性”: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至于新的国民性,他认为是“独立、合群、权利意识、公德心、责任感。”他的初步判断是:“中华民族其实是最适合于现代化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最适合于后发现代化的民族。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我们现在还在得它所赐。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百多年,可能我们有些好的东西消失了,而新的好东西却没有产生。”

  据此,何怀宏认为,“我觉得鲁迅可能更多的是对第一种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我觉得有夸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认为没有指出应当怎样建设。鲁迅是有思想的文学家,而胡适是有思想的学问家,相较而言,学者更重视理性,虽然鲁迅的才华超过胡适。胡适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导后一种国民性,就是符合现代化尤其现代政治的国民性,因此应该说更具建设性。”

  钱理群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承认鲁迅作品中对民族、对自我、对社会的批判是比较多,“因为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有希望的话,必须自我反省,他觉得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另一方面,鲁迅不仅是批判,还做了很多文化建设工作。鲁迅去世前的最后一年还在编刊物编画册,这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而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建设性之一种,“鲁迅是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批判背后有新的文化精神、新的文化人格,他所做的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建设性。坦白说,我觉得胡适可能缺少一点原创性,胡适更多的是介绍一些普世性的东西,他的创造性显然不如鲁迅。”

  41岁的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直言自己“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如果有所谓的国民性,我更愿意用观念来概括”。他指出,影响我们的行为或者思想的,其实是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但王人博认为,承不承认“国民性”这个概念是一回事,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他的众数人格是另一回事,至于你用哪个概念表述无关紧要。“但假如说战后日本跟中国没有达成和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行,我认为这有点不太厚道,也不太公正。”

  何怀宏也认为,传统的国民性可有讨论的必要,但是他强调,“我一般很少谈改造国民性,几乎不说。谁改造谁啊?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现实,这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要说‘文革’中是‘臭老九’,就是后来恢复了也只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对于知识分子,大家不要迷信了,他并不因此承担更大的启蒙教育者的责任。”

  这一点上,鲁迅在当下中国也许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王人博认为,“鲁迅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保持一份对传统文化的警觉和紧张感”,“鲁迅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老是去扮演启蒙家的角色。鲁迅在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过程当中,他最主要的是先解剖自己。用鲁迅的话说,阿Q可能就是他本人,这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这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鲁迅的意义之一也在这块:要改造国民性,首先改造知识分子自己。”

  钱理群表示,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更无情地批判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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